“我写过知青题材；写过反腐题材；写过革命历史题材；也一直坚持着跟踪当代巨大而剧烈的现实生活变迁。在艺术形式上，搞过‘纯文学’实验文体的探索；也深深涉足过最大众最通俗的影视创作。但我一直有个无法摆脱的心愿，那就是为自己这一代人立传。”陆天明如是说道。
暌违六年，年届八十高龄的陆天明的封笔之作“中国三部曲”的第二部——《沿途》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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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陆天明为共和国一代理想主义者立传的史诗巨著，在小说中，“中国三部曲”第一部《幸存者》中的那些有志青年走出西北荒原、莽莽农场，人生地图徐徐展开，在新旧交替的时代漩涡里，在愈加广阔的天地中，他们化身萤火，手持微光，砥砺前行，悲喜沉浮。而他们本身也恰似一块块拼图，际遇交错间拼凑出一首生生不息的人间史诗，让读者得以看清当代中国的来路。
“沿途”是追求真理道路上的未完成状态
《沿途》一书承续《幸存者》的脉络，故事中的谢平、向少文、李爽等上海知青满腔热忱地来到内陆边疆，投身到时代的大潮中，在大西北的卡拉库里荒原，磨砺与伤痛一次次地击打着他们年轻不安的心。他们是时代的骄阳，也是我们父辈的旗帜。然而，经历十几年的知青岁月之后，返乡潮终于来临，崭新的时代已然到来。而与此同时，反腐斗争、思想异化、阴谋罪孽也逐渐浮出水面。小人物的命运如一叶扁舟，裹挟其中，破浪而行。尘埃尚未落定，当年事件的真相也令人撼动……
“中国三部曲”具有丰沛的思想容量，小说通过对一代人的回顾总结，提出“幸存者”和“沿途”的问题，既有哲学意义，也有历史意义。如果说“幸存者”意味着大浪淘沙，更是“向涛头立”的时代弄潮儿，那么“沿途”则是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的未完成状态，却仍旧踽踽独行、虽死未悔的孤勇。
正如作者在小说中所写，“我们这代人一切的幸和不幸都源于我们总是处在新旧两时代交替的漩涡中”，然而，“这种人明知自己在当前这种激烈转型转轨的震荡中，已经无法跟上这个一日千里的新时代，必将被淘汰，却仍然竭尽一切努力在推进社会的转型转轨……仍一往无前地干着……”
出生于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主人公，可以说是真正红旗下长大的一代，他们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承上启下，不可或缺。他们经受过磨难，了解中国实情，懂得珍惜与回报，也有追求的魄力与方向感，在经历了种种磨难之后，仍旧保持着探索的锐气，亦步亦趋，追求着前方那个未知的世界，这对当下的年轻人也具有启示意义。
以自身经历为依据的现实主义力作
陆天明曾因一部四幕话剧《扬帆万里》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全家被破格从新疆调至北京。又曾顶着重重压力写出反腐剧作《苍天在上》，收视率最高曾达39%，几乎与《新闻联播》持平，成为万人空巷的国民现象级作品。
后来，凭借“反腐四部曲”——《苍天在上》《大雪无痕》《省委书记》《高纬度战栗》享誉文坛，他与张平、周梅森并称为中国反腐写作的“三驾马车”。
作家陆天明
从十二岁开始写作，到如今已届八十高龄，他一直坚持用自己的方式，参与时代的嬗变，在时代起伏的犬牙交错中，调整自己的步伐。
长久以来，陆天明致力于现实主义作品的创作，《沿途》是他少有的以自身经历为依据、用文学的方式有分寸地表达出来的作品，可以说与作者本人的生命轨迹水乳交融。
陆天明曾两次上山下乡，在安徽农村当过农民、小学教师，后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当过农工、武装连代理指导员、师军务科参谋、农场机关干部等，经历颇丰，这些经历浇筑了本书真实可触的现实底色。从当代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延续性和强悍性来认识这部作品的文学语境，才更能理解《沿途》的分量。
如今，陆天明回望那段青春时光，是历经浮沉后对世事的重新审视，也是一个过来人与年轻一代的青春对话之作。为创作这部小说，他执意不按固有的标准，只遵从自己这一生风里雨里泪里火里得出的意旨，“写下我们的一生，并给自己一个活着的理由”。实践一位智者对他的劝诫：“写作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必须对得起历史，对得起人民。”正如他在另一部他自已的小说集的序中自我激励时写下的那样：“剖开这些文字，会有血流出来。”
中国曾经产生过这样一批理想主义者
《沿途》虽然讲述了一群上海知青的故事，执着探明的真相也指涉贪腐问题，但它并非简单的知青文学或反腐小说，而更具为共和国一代理想主义者立传的史诗品格。它要告诉人们，中国曾经产生过这样一批“理想主义者”，他们以追求无私和崇高、深入民间、与最底层的民众一起去改变祖国面貌为己任。他们为此付出过今人难以想象的代价。他们的这种“狂热冲动”“不光是一种盲从，也是那一代青年的生活本质”。
小说里处处充满了辩论的声音，叙事者往往通过辩论来阐释革命和理想的真谛。随着小说情节的推进，这种辩论不断延展，话题也由革命理想延伸到现实生活。在革命的大潮过后，作者也逐步插入自己更为熟悉的官场故事，着力解决之前留下的“龙口闸门垮塌事件”的悬疑，这便使得知青小说与反腐题材实现了有效结合，而二者的关联事实上也极为自然恰切。正是通过将知青故事与反腐故事的结合，作者有效串联了两个不同的时代：“革命年代”与“改革年代”。
陆天明认为，腐败的存在和反腐败斗争结果，关系到我们每个家庭每个人的命运，也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关系到我们能不能实现民族复兴大业，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大问题。作为全景式反映那段历史的文学作品，势必要写到这一点，无法避开。可以说，以真实故事见证时代变迁，以宏大叙事展示拓荒精神，以现实主题推动思想解放，以伟大人物激发改革锐气的《沿途》，内容适应了时代要求和读者需求。
“史”的风骨，“诗”的境界
“他是一个思想型、信念型、苦行型的人。他忧国忧民，他期待着热烈的奉献和燃烧，他完全相信真理的力量、信念的力量、文学的力量、语言文字的力量。”知交王蒙曾经这样评价陆天明。
既然要为一代人立传，陆天明势必要求自己一是写得真实，二是务必准确。既不为某种“社会成见”和“时尚风尘”所动，也要力争不被其一己之见的旧习和偏颇所局限。要做到这一点，就得争取一点“史”的风骨。而它毕竟还是文学，还应有“诗”的境界。特别是写当代题材，确保作品有“史”的风骨似乎更难于在言说中渗出“诗”的品格。尤其是中国这四十年，所发生的巨变几乎冲击、重塑了每一个中国家庭和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这就要求在描摹的烈度中见其细微，在言说的敷演中铸其真心，用他们生命的演变佐证民族和国家命运的剧变。
为了让小说不仅表达思想，还要引人入胜，陆天明习惯一遍一遍地讲故事。“上午写了，又全部推翻了。因为老在推翻自己，所以每一段都写了好几遍，直到满意为止。”这是他一直以来认真严谨的写作习惯。
同时，陆天明的文学观念曾发生过巨大的变化。相比于青年时期唯一的文学标准，他从三十多岁开始，花了近十年时间实现他对文学理念的转变。“过去我们会坚守某一种立场，而排斥其他的，但事实告诉我们，人生是多元的。文学艺术是百花园。”于是，《沿途》中，他在创作手法上进行了一些新的探索，比如用句号打断正常的叙述，让语言“像炮弹一样打起来”，从而表现某种强烈的思绪和情感。另外，小说中还插入了大段的日记与谢平夫妻对日记的点评批注，以这样独特巧妙的方式补足了他们人生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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